既有公司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能够掌控公司经营管理权的人员滥用其控股地位剥夺中小股东优先购买权，又有控股股东不顾中小股东权益对公司未尽到应有的忠实、勤勉义务等消极不作为；甚至还有滥用经营管理权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未经小股东同意进行的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等侵权作为。

中小投资者多未参加公司管理，缺乏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全面了解，在主张自身权益时往往无法充分收集证据；股东之间为亲戚关系的纠纷较多，一旦出现矛盾往往“反目成仇”，紧张关系无法调和；案件起诉标的较小，争议双方因信任基础崩塌致诉的情形较多。

据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统计，该市法院近三年来累计审结中小投资者涉诉案件2519件，其中判决1035件，调解199件，裁定634件，其他 651件；一审审结的中小投资者涉诉案件主要结案方式为判决，调解撤诉率29.71%，远低于判决率；全市各区院的调撤率普遍低于50%，远低于其他案件。

出资申报注册资本应以个人出资能力、承担风险能力为基础，不盲目申报注册资本，以免实缴资本不足；

股东出资后，应及时验资。支出公司资金应经法定程序，并妥善保留相关凭证。

股权变更后，股东应要求公司及时变更股东名册，以及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防止权利外观与实际不一致引发股权归属争议；

若暂未实现权利外观，股东应保留出资凭证、参与公司决策的凭证等，以免发生争议时举证不能；

隐名投资时交易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规的股权代持协议，合理设置股权代持条款，明晰双方权利义务，并将代持情况告知其他股东。

明确区分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避免混淆；

公司每笔交易应如实入账，重大交易支出收入应由多人审批；

母子公司之间或子公司财务、人员等应保持独立。

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召集主体、召集程序应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决议内容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应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公司清算应及时书面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

保管好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

公司的资本是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和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的基础。虽然目前我国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中小投资者在设立公司的时候无须一次性缴纳全部的注册资本，而是可以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分批缴纳注册资本。注册资本认缴制减轻了中小投资者一次性缴纳注册资本的资金压力，减少了投资审批项目，切实落实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自主权。但是，中小投资者必须注意的是，注册资本认缴制下的股东对公司的注册资本仍负有最终缴纳的责任。本案的股东在公司设立、经营过程中均未足额缴纳注册资本，一旦出现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法院可以依法判决未足额缴纳注册资本的股东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中小投资者在设立公司的时候，应当根据公司业务需要审慎认缴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应当结合自身和公司的经营能力开展业务，切不可任意夸大和认缴公司的注册资本，否则将可能承担较重的个人责任。

名义股东在代理过程中恶意处分了被代理人的权利，如何保护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隐名股东利益？对此，《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参照《物权法》（现已失效）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处理名义股东处分其名下的股权的行为。名义股东的处分行为在立法、司法上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并不等同于这是无权处分行为。

最高院《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具体规定了实际出资人成为显名股东的条件，即需公司半数以上股东知道其出资的事实，且对其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实际出资人可以要求登记为公司股东。但是在未满足该条件并进行股东登记前，中小股东作为实际出资人仍然不能算是公司的股东，只能向名义持股人主张投资权益，而不能向公司主张权益。该规定不仅出于商事外观主义考量，亦旨在保护公司的人合性。中小股东只能在其与名义持股人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范围内，通过名义持股人行使股东权利。据此，中小股东不仅没有股东具名权，在公司中，其经营管理权也不能与显名股东一样完整。本案认定吴某洋与朱某昌签订协议让渡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行为并未实际处分马某作为中小股东享有的投资权益，基于上述分析，作为实际出资人的中小股东在公司不直接享有经营管理权。

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相较于其他瑕疵出资或未出资的行为而言具有更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在实践中难以判断。裁判者审理此类案件时，应结合抽逃出资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以股东行为是否侵蚀公司资产为标准判断股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从而维护公司资本信用，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本案裁判特点:

1. 明确了股东抽逃出资的实质要件。股东抽逃出资行为成立，在客观上必须满足该转出资金的行为侵蚀了公司资本这一实质条件,而非公司资产是否被转出。

2.明确了法院对公司债权人申请法庭调查取证的审核标准。对于债权人申请调取公司内部财会文件和银行流水等材料以确认股东是否抽逃出资，应由债权人提供股东抽逃出资的初步证据。本案中，原告未就公司股东存在抽逃出资提供任何证据线索，故法院不予准许原告关于由法庭调查取证的申请。

出于资金移转事实较易查明之便利性，在公司诉讼实务中，债权人较广泛地将以上规定作为追究“股东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但在这一类型的案件中，存在一些“表象上为抽逃出资，实质并不损害公司资本充足性”的情形，亟需辨别判断，与真实的抽逃出资行为进行区分，以免对合法之股东造成不利打击，防止刚性的法律规定成为商业创新的掣肘。

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的认缴资本数额与认缴时间不仅是对社会公众的公示承诺，更是对公司的契约承诺。股东是否按期足额完成认缴出资义务，不仅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能力、履约能力，更影响了法人的财产独立性和完整性。本案中，股东在公司已经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自行延长认缴注册资本的出资期限，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法院判决追加恶意延长出资期限的股东为被执行人是合理合法的。中小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应当关注目标公司股东认缴义务履行情况，确保在目标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认真执行资本维持原则，避免出现股东滥用自己对公司的支配地位，推动股东会决议延长股东出资期限，损害公司财产独立性、完整性，损害投资者权益的情形出现。同时，中小投资者也要避免因为随意延长认缴资本的出资期限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法律责任。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对股东知情权行使范围的合理界定，保障了中小投资者相应的知情权。实践中，中小股东通常不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各国法律通常赋予股东知情权，可以查阅公司文件材料以便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我国《公司法》仅规定中小股东可以查阅会计账簿却没有明确原始凭证是否属于股东知情权范围。实践中，会计账簿往往无法真正反映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因此，如果不允许股东查阅公司会计凭证，将无法真正保证股东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而导致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目的落空。本案通过赋予中小股东有权查阅原始会计凭证，较好地保护中小股东的知情权，避免大股东暗箱操作、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现实中股东经营公司同类业务或者在其他同类业务公司中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非常普遍。如果仅以股东经营公司同类业务或者在其他同类业务公司中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就认定股东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进而认定股东存在不正当目的而拒绝股东行使股东知情权，再加上大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的优势，中小股东的权益就更加难以保护了。对于“同业竞争”的情形中认定是否构成不正当目的的关键在于判定是否形成实质的竞争关系。由于中小股东天然的“弱势地位”，审判实践中请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的案件的主体基本是中小股东。“同业竞争”情形下股东的不正当目的的认定，不能简单以股东经营公司同类业务或者在其他同类业务公司中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就认定股东存在不正当目的而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而应判定是否形成实质的竞争关系，比如在客户、项目招投标、经营地域等方面存在竞争。

例如在本案中，虽然原告黄某设立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企业登记的经营范围与被告厦门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近似，但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地域在上海，被告厦门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地域在厦门，同时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两家公司在客户、项目招投标等方面存在竞争关系，而只是单纯的依靠企业登记的经营范围来认为原告有不正当目的而拒绝股东黄某行使股东知情权，明显缺乏说服力。

《公司法》第22条规定了公司决议撤销权，允许司法介入公司决议程序审查。当裁判者审查公司决议程序时，应以该程序瑕疵是否会导致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各股东无法公平地参与多数意思的形成以及获取对此所需的信息为判定标准。在审理公司决议撤销纠纷类案件时，裁判者应注重各方利益的平衡与统一。

本案裁判特点:

1.对如何区分“轻微程序瑕疵”与“实质性影响”作出了探索。综合来看，认定“轻微程序瑕疵”与“实质影响”除了表决权数多寡以外，尚需考虑其他涉及中小股东利益平衡的实质因素，即以该程序瑕疵是否会导致各股东无法公平地参与多数意思的形成以及获取对此所需的信息为判定标准。本案中，案涉决议事涉公司解散，未事先通知表决内容，构成对股东的突袭，股东无法于表决前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进行充分了解，对表决进行充分准备，亦无法通过积极发表意见影响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直接影响到小股东权利的行使，故虽然未参与“股东会决议二”表决的股东表决权比例仅为9.5%，法院仍然认为达成“股东会决议二”的召集程序存在瑕疵，并已对决议产生实质性影响。

2.明确了公司决议撤销权案件的举证责任承担。由于公司“资本多数决”的表决方式，中小股东参与股东会决议时存在先天劣势。在举证责任上，由于按法定程序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是公司的义务，因此当股东提出决议程序违法时，应由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法院审查“股东会决议二”，该决议并无邝某冠签名，且翁某涛通过微信发送的《股东会表决结果及签到表》中也未包括解散某邦公司的议程，故法院对某邦公司决议有效的主张不予认可。

“资本多数决”为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表决形式，股东通过正当决议程序作出表决后，不论决议与股东个人的意思表示是否一致，决议成立。在此情形下，若掌握“资本多数”的大股东不按照正当决议程序作出公司决议，将进一步挤压中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出现中小股东在面对大股东操控公司决议时陷入救济无门的窘境。如何保障中小股东在公司决议中的权利，本案即属于这方面探索的一个很好范例。

公司大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在公司治理与运营中时常发生。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对公司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因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中小股东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侵权行为，连续进行两次的人格否认，揭开法人面纱，直接穿透到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自身个人责任，并由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从而有利于约束公司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履职行为，避免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借助自身优势或地位，以公司合法外壳的形式，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从实质公平上确实保障了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案裁判强调了一人公司股东的责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小投资者设立公司的重要形式。但是，一人公司因缺乏其他股东的监督、牵制和约束，容易导致股东随意使用、处置公司财产，混同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造成公司形骸化。因此，《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定通过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强令隐藏在公司背后的股东直接对受到滥用有限责任或法人人格行为侵害的债权人承担法律责任，从而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保障。

一人公司股东因前述情形所负之债应为法定之债。即便一人公司发生股权转让亦不当然构成股东免责的事由。《公司法》第六十三条通过公司人格否认，把本应相互独立的公司及其股东视为同一主体，使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因股权变更而区隔。此外，从结果上来说，公司的经营是一个持续过程，现股东的财产混同行为，侵害的是公司的全部财产，包括其受让股权之前的公司财产。因此，现股东应对受让股权前后的全部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否则将造成债权人之间利益保护不平等的消极法律后果。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股权出让方是否具有提起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主体资格。基于对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法院认为司法解释的规定并非限定只有股权受让人有权提起诉讼，而是股权转让的当事人均具有提起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主体资格。

首先，随着股权交易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股东对于公司责任承担的细化，登记为股东也伴随着大量的义务，要求变更或涤除股东身份的诉讼随之不断涌现，有必要对股权出让人的权利予以重视。

其次，公司法本身不仅包括公司实体的权利，还兼具公司程序法的功能，更应当综合运用法律解释参考适用。公司变更登记兼具实体规范和程序范畴，《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只是对部分当事人权利的肯定，并不当然排除或否认股权出让方提起变更公司登记之诉的权利。

最后，股权出让方虽然在股权交易中主要是为了获取股权转让款，但也是为了脱离股东的属性，在公司股东的责任中，同样具有承担公司各种债务、责任，具有尽早变更登记的身份属性。

中小投资者与交易相对方的利益常态上呈现出冲突状态，这也是中小投资者诉源成因之一；但市场交易亦存在中小投资者未能充分认识投资项目市场价值，意向退出；而交易相对方则看好投资项目的商业前景，愿意以较高的对价让中小投资者退出的情形。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主审法官敏锐觉察到中小投资者与交易相对方的利益并非“零和”，并从法理上释明，情理上协调，利益上平衡，以调解方式妥善化解了中小投资者与交易相对方的纠纷，实现双方当事人的“双赢”局面，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本案属于公司证照返还纠纷的典型案例。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均由林某琛负责，郭某丽等其他三位股东均未参与，某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也由林某琛雇佣并发放工资，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有关证照及财务资料由林某琛通过公司财务人员实际占有并控制。2016年10月16日，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免除林某琛经理职务并要求林某琛返还其持有的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证照等物品的决议，该决议对林某琛具有约束力，林某琛应将其控制的某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证照等物品返还给某科技有限公司。本案明确了公司实际经营人（股东）在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免除职务，原经营人拒不履行股东会决议，继续侵占公司证照拒不返还时，公司依法享有请求其返还的权利，有效地保护了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对于此类纠纷的处理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中小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不仅来自于外部供求变动、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更存在于投资交易相对方是否全面、诚信履行相关投资协议。一旦投资交易相对方违约，多数情况下，中小投资者采取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违约赔偿等民事救济；而本案的典型示范意义在于中小投资者投资权益受到侵害，交易相对方违约行为严重到涉嫌经济犯罪情形下，审理法院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通过刑事手段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投资权益的救济，彰显了人民法院对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进行多渠道、全方位保护。

本案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裁判释明了公司章程中大股东解散公司的条件和程序。原告认为，案涉公司章程第四十五条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一）股东决定解散”赋予大股东在股东之间出现僵局导致公司陷入治理困境情况下，依约定的表决权比例单方解散公司的权利。被告则认为，要解散公司，就必须要有书面的股东会决议。一审法院运用民法解释学的解释方法分析认为：依文义解释方法，案涉章程规定的“股东决定解散”应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项的“股东会决议解散”，方能避免解散的随意性，否则极易导致大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小股东的利益。需要说明的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在章程中约定解散事由，但解散公司毕竟属于公司的重大事项，必须遵循较为严格的程序，即通过股东会决议解散。若任由大股东随意解散公司，不利于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且可能会损害其他中小股东的权利。本案的裁判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解散程序，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公司清算纠纷中长期以来机械奉行只要是股东就应承担清算责任，造成诸多无过错中小股东对公司的巨额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本案典型意义在于通过分析中小投资者未尽清算义务与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不存在因果关系，明确中小投资者承担清算责任的构成要件，从而厘清中小投资者清算责任的边界，消除中小投资者的顾虑，提升中小投资的市场信心与投资热情。